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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濂谈唐宋鉴藏印摭谈(下)

发布于:2019-01-10 10:38   来源:杭州日报

《伯远帖》 钤有“石渠宝笈”“乾隆鉴赏”“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太上皇帝之宝”“御赏”“内府书画之宝”等。

鉴藏印与款印之辩

早在1987年初,我曾经写过一篇《款印综考》发表在《书法研究》第四期(总第30期,92—103页)上,那是研究宋代印章史的一个副产品。题款并钤印,本来就是宋代才有的现象,唐以前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是没有的,殷周时代就更不用说了。

与“款印”概念雁行而互为映衬的,正是这个“鉴藏印”。鉴定收藏题跋落名款后必须用印,故而“鉴藏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必然表现为“款印”。哪怕只是鉴藏中一个极简单的“观款”即只署个名,只要钤印,当然也是“款印”。只有不善写字怕玷污了法书名画,于是只钤一印,那才是一个非款印的孤立的“鉴藏印”——但凡古之大收藏家例有科举背景,从小入塾,自然皆是文墨高手,怎能会怯于署款落名?所以说“收藏印”是“款印”乃称“绝大多数”,这一结论并非过言。但只有在近代民国时期如上海、南京,有些大资本家聚财有方,富可敌国,又受影响玩起收藏,大进大出,并无财力上的掣肘,但本人或者文字怯弱,甚至个别目不识丁也未可知;只用“鉴藏印”以示拥有而不署字号,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用于鉴藏目的而不是专用的斋馆姓名字号印,有收藏功能但却是“款印”形式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沙孟海师《印学史》直指古刻帖上复制法书时镌有唐代“贞观”朱文连珠印,属于初唐太宗时期,认为“这是后世鉴藏印的开始”,语气十分肯定,必有所据。唐代更有李泌的“端居室”见于明甘旸《集古印谱》卷五,其印下注:“玉印,鼻钮。唐李泌端居室,斋堂馆阁印始于此”。考虑到唐代还没有文人自题室名斋号更不会入印钤用,这样的风气而要等到宋初才兴盛,断此乃是“斋号印”的开始,是凤毛麟角的罕见之例而有创始之功,应该是历来的共识。又有清后期何昆玉辑《吉金斋古铜印谱》六卷,吴大澂审定。而其中竟收录“世南”“真卿”二印,有人怀疑这是虞世南、颜真卿私印,但这是极不可靠的。因为清人凡纂《古铜印谱》收印下限通常为魏晋南北朝。检诸《吉金斋古铜印谱》目次:卷一三代周、秦,卷二秦汉魏,卷三卷四秦汉六朝,卷五秦汉六朝子母吉语印,卷六汉魏六朝两面印六面印。其中并无隋唐留迹。后人牵强附会,但以何昆玉收藏宏富又有吴大澂这样的大家掌眼,又岂会有此低级错谬?

唐代唯一引人注目的,是文献记载有一方唐代王涯的“永存秘珍”。实物自然未见,印蜕也未见。但王涯是写《春游曲》的著名诗人:“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这样通达的语词,想他更会富收藏;至于拥有专门的“永存秘珍”鉴藏印,应该是有充分可能性的。而到了宋代,欧阳修有“六一居士”宽边古文大玺,苏东坡有“眉阳苏轼”“东坡居士”;黄庭坚有“山谷道人”,都见于刻帖中的落款之上。同代和后代在翻刻过程中可能有什么样的改动,无法判断;但因为不是第一手资料,只能参考。又上述都是姓名斋号印,并不是被作者指定或认定是专门为鉴定收藏时所制且专用之印,不如“建业文房之宝”“内府书印”“明昌御览”,徽宗的“宣和”“政和”“双龙玺”,还有贾似道的“秋壑珍玩”等等,都是直接钤见于纸绢之上;且印文直指鉴藏或专门用于鉴藏。其作为证据的价值自然要更高。


整理编辑: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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