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作家姚鄂梅《贴地飞行》新书分享会”在北京外研书店举行。姚鄂梅1996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真相》《一面是金，一面是铜》《西门坡》《1958·陈情书》等。她的小说经常关注平凡人的梦想，新作《贴地飞行》，塑造了一批从乡村到城市打拼的小人物，展现了他们在实现精神追求和梦想路上的努力与彷徨，在日常里道出了最深刻的人心。
《贴地飞行》关注“城市化”
关注来到城市后的人生困境
在上海，我住在市中心繁华地带一处老旧的公寓里。站在阳台往外看，密密匝匝的高楼，如置身竹海。整栋房子里住的几乎全是老年人，偶见几个稍年轻一点的，也是像我一样的外来者，本地年轻人都搬到了新型高档小区。
这处公寓没有电梯，这是快递员最不喜欢的，他们爬楼的时候，不是唉声叹气，就是没好气，甚至火冒三丈，只有一个脖子上挂着各种数据线、戴眼镜的小伙子，每次都一口气冲上来，敲开门，双手将快递递给我，再一溜烟跑下楼。他似乎从不觉得累，也不觉得烦，相反好像有点享受他的工作。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他找到了新工作，这是他最后一次给我送快递。
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无数梦想在熄灭，也在绽放。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小伙子，那几个唉声叹气的快递员，依然满脸不高兴地在楼梯上爬上爬下。我喜欢有梦的人，哪怕这个梦很小。正是那个快递员，触动我写下了《贴地飞行》。
我写了几个小人物，以及他们的“痴心妄想”。主人公杨粒是一个农村青年，进城后成为外卖送餐员。他身上既有骆驼祥子式的吃苦耐劳，也有《红与黑》中于连式的机会主义。他聪明、上进，希望通过奋斗过上好生活，但结局并没有那么皆大欢喜。
有人告诉我，在这部小说中，袁圆这一角色，她在与旧家庭决裂之前的形象，和热播剧《欢乐颂》中的樊胜美有重合之处。其实这个人物最初并没有这么重的戏份，一开始我只想写一个在城里左冲右突的男人，当我写到袁圆用极端手段制造自己的“重生”时，我一下子爱上了她，她从家庭的压榨中觉醒，她是有能力设计新生的，可惜种种因素制约着她，这正是袁圆们的悲剧。
城市化是一条不归路，多少人多少梦想，在这条路上成功或者失败。最初进城做流水线工人的那一代农民，挣钱，然后寄回去养家，城市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工作、赚钱的地方。《贴地飞行》里的主人公们则不同，他们受过一定的教育，需要更大的空间，需要更多的养料，所以他们进了城。城市对他们的态度有点暧昧，一方面慷慨地接纳他们，一方面又在暗暗地嫌弃他们，但是他们不会轻易离开城市，如果他们对一个城市不满意，可以毫不犹豫地跑向下一个，一直跑下去。
《贴地飞行》这个小说从酝酿到最终形成，耗时一年，对一个长篇来说，时间不算长。因为我对这样的人群很熟悉，我比他们早几年进城，并且非常幸运地成了一个证件齐全、拥有身份的“城漂”。我在麦当劳、肯德基的非高峰时段，看到过打工青年在那里看书，对他们来说，那里真是再好不过的教室，这说明他们身上仍然有求知欲，仍有向上的欲望。看到这样的他们，我总是忍不住心疼，我和他们，是从一个房间里出来的人，只不过我运气好，而他们却没有我当年那样的好运。当我决定写《贴地飞行》的时候，其实是带着使命感来编织和整理这些故事。
有时我觉得我就是杨粒们从老家出来的大姐姐，我猜他们也一定很希望生活中能有我这样一个姐姐，姐姐等于是他们在城市撕开的一个口子，没有这个口子，他们可能永远只能在城市的表面行走，即使服务一辈子，也无法真正融进城市，我觉得这才是杨粒们的人生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贴地飞行》里的“地”就是城市的生态。
整理编辑：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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