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纳影业总裁于冬接受本报专访。本报记者 和冠欣摄
于冬参与出品发行了李安导演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拍《智取威虎山》时， 于冬、徐克、黄建新在片场合影（右起）。
作为博纳影业公司的掌门人，于冬一天的日程是以小时为单位计的。在位于朝阳门的博纳总部办公室见到他时，他正处于两个会议的间歇。即便是采访中间，秘书也会不断进来告诉于冬，某某总到了，正在外面等他。
“对不起，实在太忙了。”采访中，于冬不停为此道歉，但思路却不会被打断。稍显发福的身材、圆润和气的脸庞，47岁的于冬并非传统印象中凌厉的商人形象，然而一谈起这几十年中国电影的变化，脸上立刻浮现认真到严谨的表情。从北影厂的于副科长到博纳影业的于老板，从一家只有几个人的民营公司到国内影业巨头，于冬的成长和博纳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这背后，也正是中国电影产业艰难崛起的过程。
入行 喝一杯酒卖出一个拷贝
于冬是北京电影学院发行管理系招收的第一批学生。1993年，已经读大三的他去北京电影制片厂（简称北影厂）发行科实习，发行科的杨科长带他去吃羊肉泡馍，席上拿出一瓶二锅头，一顿酒下来，于冬没倒，杨科长指着他说：“这小子不错，可以跑发行。”
那时候中国电影发行还是实行“统购包销”——电影制片厂拍完电影都卖给中影公司，中影给每部电影预付100万元，再根据卖拷贝的数量跟制片厂结账，一个拷贝10500元，多退少补。这种体制弊端明显：大批粗制滥造的小成本电影涌现，制片厂花二三十万元拍部电影，交给中影，拿回的钱基本都发工资了，没钱再拍片。烂片扎堆，拷贝自然不好卖，又进一步造成了版权的低迷。
整个国内电影行业陷入恶性循环。很多影院关停并转。北京的第一家迪厅，就是由原来新街口中影对面的立体声电影院改建而成。还有的电影院改成了台球厅、录像厅、股票交易市场。刚入行的于冬去东北出差时，看到不少县一级的电影院已经成了专供二人转演出的场所。
余下全文整理编辑：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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