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散之 毛主席十六字令 35×70cm
清代乾嘉时期，经学的兴起使训诂考据成为学问研究的不二法门，文字、金石等学科获得突破性发展，对书法的发展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隐没于深山荒冢的残碑断碣不断被发现，直接导致了碑学理论的产生和碑派书风的形成。阮元在《南北书派论》强调追寻汉魏古法，并对“碑”与“帖”的概念进行了阐述与分类，他提出的尊碑之说对后世具有极大的号召力，隶书、篆书两种书体先后得到复兴和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以擅写篆隶而著称的大家，如金农、丁敬、桂馥、黄易、邓石如、伊秉绶、陈鸿寿等。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将邓石如的隶书及篆书称为“神品一人”，而王铎、翁方纲等人只被归为“能品下”，足见其对碑派书家的重视。
然而总的来说清代乾嘉时期仍是“帖学”、“南派”的风格占主流，但在道光至光绪年间，“碑学”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形成了碑学书法压倒帖学，成为书坛主流思想的态势。以何绍基、赵之琛、吴熙载、赵之谦等书家为代表，他们在各种书体上都取得了突出成就，直至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横空出世，确立了碑学的至尊地位。《广艺舟双楫》比起阮元的“二论”和包世臣《艺舟双楫》的零星论述而言，洋洋洒洒六万多字的论述可称为长篇巨制。此文以碑学观点为指导，认为书法虽可分派，但不能笼统地分为“南帖北碑”，重新定义了“碑”与“帖”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南北朝碑刻中魏碑的至尊地位。《广艺舟双楫》中有言：“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固然其有“魏碑无不佳者”与贬卑唐碑过甚的言论，但与其整体的书学思想相比，亦是瑕不掩瑜。可以说《广艺舟双楫》是碑学运动发展到顶峰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而康有为的取法《石门铭》，又将《经石峪》《云峰山石刻》等融汇贯通，大气磅礴，苍老生辣，南海先生可谓是碑学理论与碑派书法创作的高峰。
余下全文整理编辑：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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