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习惯中的“书”，是以文字的产生、应用为前提的。它是纸张、书写、抄本、印刷术以后的概念。而追究或检讨“书”的历史和它的形制，我读过的最著名的两部经典，一是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1989上海人民出版社），另一是钱存训先生的《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2004上海书店出版社）。前者重点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后即唐宋以后；而后者重点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玉石刻辞简帛纸张的书籍早期形态。但它们都还未花大篇幅讨论“前书史”“前文字”时期的种种问题。
注重刻画之迹的考古派
过去我们习惯于认为，殷商时代甲骨文的发现是古代书史的最早源头，第一是有完整的文字形态，成章成句，并可供识读与记事传播；第二是有相对成熟的物质形态，文字落脚到物质的甲金玉石竹帛等等上，便于携带和储存。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认为应该有更早的书史和文字形态。这种不同意的观点，又可以分成两派，各有自己的主张。
一派是考古派，注重刻画之迹，主张陶文刻画应该是更早的源头。如被指为距今六千年之远的仰韶文化系统中，尤以在1954年发掘出土的西安半坡原始陶文为典型。半坡陶片有110多件、姜寨陶片有130多件，其中22种简单刻画符号，是十分独立又十分清晰的。尤其是22种刻画中还被发现有不少是重复的刻画符号，显见得是同一语义表述的多次需要；而这正是作为文字的初始特征。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不可释读、不知音义，所以还不能算是完整的文字，当然也与“书”无涉；但只要把1952年至1954年发掘于陕西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与1959年发掘于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夏墟文化遗址相比，其中关键点，是无符号（夏墟）和有符号（文字）的根本差别；且既有不同符号刻画，必然有不同的记事功能，至少应该是萌生初见的文字雏形。至于在1959、1974、1978年三次发掘山东泰安县大汶口遗址发掘出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图像文字，距今亦有五千年之久。大汶口文字符号共发现六种，最特殊的是已开始有组合文字如日、月、火上下衔接三部件，曾被学者释为“炅”。这些当然更应该是具备了文字的基本形态，可以被引为中国书史的最早源头。
整理编辑：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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